6月26日凌晨，公益人陈行甲发布了一条视频，内容是一名穿工装的大叔到北京图书大厦参加他的新书分享会，标题为“我的书写生涯得到的最高褒奖！”
读书本不该有身份区别，但当工地大叔出现在作家的新书分享会现场时，他又确实成为新闻的主角。原本寻常的场景，被人为赋予特殊意义，折射出社会对阅读者身份的过度关注。
在人们的潜意识里，建筑工地上的尘土，与书店里油墨的清香，是两个世界。长久以来，阅读似乎仍被无形地框定在特定阶层或身份的围栏内，文化空间仿佛是知识精英的专属领地，只有那些衣着光鲜、谈吐不凡的人出现在新书分享会、书店等文化场所，才是理所当然，而像“工地大叔”这样干苦活脏活累活的出现在这里，就成了别样风景。
年近六旬的建筑工人刘诗利，不过是一位热爱书籍的普通读者。他常在图书馆看建筑、农机、电焊还有诗歌类的书籍，碰巧遇到了新书发布会。对他来说，普普通通的日子，寻寻常常的事情，偏偏让他成了新闻焦点。刘诗利初中文化，早年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种下了求知的种子。即便后来辗转济南等地打工，生活的奔波也未能磨灭他对阅读的热爱。他对书本的虔诚，不亚于任何人。然而，社会却习惯将文化空间预设为知识精英的领地，忽视了阅读最基本的平等性。
雨果说：“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。”而阅读，也应是无门槛、无阶层之分的精神活动。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阅读，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，提升自我认知。刘诗利的故事之所以动人，并非因其身份与场景形成的“反差”，而是他用自己的行动，诠释了阅读本身的意义。加缪在《西西弗神话》中说道：“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。”当社会沉迷于用“工地大叔”的标签消费苦难时，我们更应该看到，他在辛苦劳作之余养成的阅读习惯，何尝不是对知识尊严最朴素的捍卫。他让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，用眼光到达，让眼光不能到达的地方，用精神到达。知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无论身份如何，只要有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，就值得被尊重。
公共文化空间的开放性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清晰地映照出不同的面孔。从积极的方面来看，书店作为城市的文化角，天然向所有求知者敞开大门。刘诗利能够从容地驻足在书店，参与新书分享会，本身就说明，它为不同身份、不同阶层的人提供了一个平等获取知识、交流思想的平台。
但另一方面，从公众的讶异和舆论的热度来看，又暗示着读书的隐性门槛。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，网民沉溺于网络黑话与碎片化表达，更加凸显阅读的重要性。读书应当成为抵御语言匮乏的堡垒，成为人们心灵的避风港。而刘诗利们的出现，恰是让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等公共资源有了更多普通人的属性。毕竟，公共文化资源，从来都不是精致生活的装饰品，而是所有城市栖居者的精神栖息地，并让每一个人，都能在其中找到心灵的慰藉和得到知识的滋养。
从更深层面来看，刘诗利的爆火，也指向流量时代对阅读本质的异化。正是因为信息爆炸、流量至上的时代，让热搜榜单被明星八卦与网红烂梗占据，人们的注意力被大量分散，才让一位劳动者对文学的静默坚守成了“奇观”。毕竟，真正有价值的表达，从来都是根植于个体生命的独特经验，而非大数据喂养的语言模板。人工智能虽然能模仿句子的骨骼，但却无法复制语言的温度。刘诗利在工地与书店间的穿梭，有着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。比起那些“躺平”的颓废，读书无用的抱怨，他一边在工地辛勤劳作，用汗水换取生活的保障，一边在书店安静阅读，用知识提升技能、丰富内心世界。这种因为热爱和不甘，因为要有尊严地活着的人生态度，远超许多人。
在反复呼吁“把孤岛连成大陆”的今天，我们依然习惯于用标签切割人群。人们习惯把知识精英的沙龙奉为圭臬，却对建筑工人痴迷阅读冠以“励志”滤镜。更喜欢将人群按照身份、职业等因素划分成不同的群体，为每个群体贴上特定的标签，然后用这些标签去定义他们的行为和兴趣。
阅读本就是一种自我探索、自我成长的过程，不会因为富有就能所获良多，也不会因为贫穷而一无所得。相反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打破身份的束缚，超越阶层的限制，达到精神上的高贵和富有。网上一些网友表示“看了好多遍，热泪盈眶”。“一大早给我整哭了……脚踩泥泞依然仰望星空。”其实刘诗利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喜欢读书的人，不需要被塑造成文化英雄，需要的是平等对待。不刻意拔高，也不轻蔑歧视。他们与所有读者一样，都在通过阅读来追求知识、追求真理、追求内心的平静。
新书分享会的灯光终会熄灭，但这场讨论应留下更深的回响。当下次在书店遇见身着工装的读者，我们或许能报以寻常的微笑，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他们。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，从来不是谁走进了书店，而是书本如何让一个灵魂平等地走出偏见与局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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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玄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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